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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会作跌宕起伏的一生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历程中，邱会作的名字对许多人而言并不陌生。他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“四大金刚”之一，在文革初期一度声名显赫。然而，随着林彪事件的爆发，邱会作亦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从“红小鬼”成长为共和国中将，从权倾一时的祸国权臣沦为阶下囚，最后又回归为一位平凡的耄耋老人，邱会作的一生经历了多个截然不同的角色，其经历颇为引人深思。今我们不妨拂去历史的尘埃，对邱会作不同阶段的人生历程进行一番回顾，既供官员自省，也供世人借鉴。

邱会作

红小鬼成长为高级将领

1929年，赣南大地革命武装斗争的烈焰燃烧正旺，邱会作，一位年仅十五岁的少年，便在故乡兴国县投身于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，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名“红小鬼”。尽管年纪尚幼，体格单薄，邱会作却思维敏捷，每次接受上级交予的送信、联络等任务，他总能凭借顽强的毅力按时完成，因而深受战友们的喜爱。尽管未受过多少正规教育，邱会作却主动接近那些饱学之士的战友和领导，向他们请教识字和文化的知识。仅仅两三年间，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，他便能书写出颇有水平的宣传标语，编排出朗朗上口的顺口溜，因此在不到二十岁之际，便荣任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。

随着红军的不断成长与壮大，上世纪30年代初，我军设立了后勤机构，初称供给部。当时年仅二十余岁的邱会作，便被委以重任，担任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。自此，邱会作的军旅生涯与我国军队的后勤事业紧密相连。尽管在解放战争前后，他曾短暂离开后勤岗位，担任过诸多政工领导职务，但最终他还是回归了自己的“本行”，成为了总后勤部部长。

邱会作天生具备出色的后勤才能，上世纪50年代末，周恩来便曾赞誉他为我国军队杰出的后勤部长。在战争年代那艰苦卓绝的岁月里，缺衣少粮成为了部队日常面临的一大难题，然而邱会作总能凭借卓越的智慧，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想方设法筹集粮食，获取棉布。无疑，他在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工作中做出了诸多值得称颂的贡献。

邱会作在年轻时期，便是一位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的后勤干部。尽管他负责掌管财务与物资，他却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私心，反而比常人更加节俭，时刻将部队的利益放在首位。在他担任粮秣处处长期间，他将自己辛勤积累的盐巴一一捐献，送往卫生部，供大家共同使用。

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，红军战士们在干革命的征途上，随时可能面临生命的威胁。那时的邱会作，无论形势如何严峻，环境多么险恶，他始终坚定信念，未曾有过退缩之意。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，邱会作不幸受伤，组织上打算留下他休息，但他坚决要求随部队继续前行。当真的体力不支时，他将自己辛苦积攒的几枚大洋拿了出来，送给当地的老乡，恳请他们帮忙将自己背到部队。他承诺，每天给一块大洋作为报酬。就这样，老乡连续背负了三天，终于追上了部队。然而，就在此时，他的腿部已经严重化脓，发炎不堪。

在党组织的悉心培养和个人的不懈奋斗中，邱会作在革命行列中迅速成长。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他已晋升至军委供给部副部长的职位，随后又被调任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，同时兼任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及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。进入解放战争时期，邱会作在部队多次编制调整中，相继担任了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、中共第二十二分区地委书记兼赤峰军分区政治委员、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，以及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政治委员等职务。

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八纵队的政治委员邱会作（前排中央左侧）与部分师长们合影留念。

邱会作与林彪的相识与交往，始自东北战场的烽火之中。彼时，他追随担任东北野战军、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，辗转于东北、华北、华中、华南等多个战场，经历了无数艰苦卓绝的战斗，不仅硬仗、恶仗无所畏惧，更屡建奇功。在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、衡宝战役等关键战役中，他所率领的部队屡次承担攻坚主攻的重任，攻城略地，所向披靡，为国家赢得了无数荣誉。

新中国成立之际，党和人民始终铭记邱会作同志在革命事业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。自1951年起，他先后担任第十五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、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及主任、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，以及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，并在1955年9月，随着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实施，荣获中将军衔。客观而言，邱会作同志从“红小鬼”成长为共和国的中将，这一成就与他个人的革命功绩密不可分。至于其日后担任总后勤部部长，并兼任副总参谋长，则与林彪同志的提拔和提携密切相关。

甘做林彪棋子报恩

唯有自己的首长最是关怀备至。

邱会作对林彪的感激之情，实源于罗瑞卿事件的深刻影响。自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之职后，他表面上以“休息”和“养病”为名，实则暗中积极扩充势力，暗中策划篡党夺权的阴谋。彼时，军队中的大量实际工作均由总参谋长罗瑞卿负责，他对于林彪所推行的那一套做法持不同意见，并对他的种种举措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与抗争。因此，罗瑞卿自然成为了林彪眼中不容忽视的“心腹之患”。

1965年伊始，总后勤部内部揭露了邱会作涉嫌腐化堕落的丑闻。罗瑞卿对此表示赞同，并提议总后党委常委会对邱会作进行辅导。然而，邱会作在风声传出后，依仗与林彪深厚的旧交，暗中前往林彪处申诉。林彪早已将邱会作视为自己的心腹干将，遂立刻出头，成功将邱会作从困境中解救。自此，邱会作对林彪的感激之情日益加深；与此同时，他对罗瑞卿的仇恨亦逐渐滋生。

1965年下半年，林彪展开了对罗瑞卿的打击行动。邱会作和叶群密谋后，于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紧急召集会议，对罗瑞卿进行了无理的抨击。这一机会既能让邱会作向林彪表达忠诚，也能让他实现个人复仇，他岂会轻易放过？经过深思熟虑的准备，邱会作在会上四次发言，对罗瑞卿进行恶毒诬陷，指责其企图在军队中建立“罗氏王朝”。他与林彪、叶群、吴法宪、李作鹏等人紧密合作，轮番发言，实际上已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忠实走卒。

罗瑞卿

“恳请林总伸出援手！我依旧如往昔一般，只要尚存一口气，便誓死追随林副主席。”

“25日凌晨零点四十，是我重生的时刻……林总挺身而出，派遣夫人亲自接我一人……一想到这些，内心不禁涌起无法抑制的感动，犹如炸弹般爆发出来……”

“他是解放以来最优秀的四个后勤部长之一。”在得到主子的赏识后，邱会作愈发卖力，他策划并组织调查组，搜集总后勤部5名主要领导和各部部分领导的资料，竭尽全力进行批斗干部、镇压群众，并定期向叶群汇报工作进展。

李作鹏、吴法宪、黄永胜、邱会作同在

在短短不到一年的光景里，邱会作可谓官运亨通。在林彪的操控之下，他先是成为了“三军造反派”的“领袖”，随后又被委以重任，担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，以及军委办事组成员。他与吴法宪、李作鹏等一众人物联手，大肆煽动军队内部的派系纷争，导致军队人心惶惶，乌烟瘴气。同时，他们变本加厉，将魔爪伸向叶剑英、陈毅、聂荣臻、彭德怀等一众将帅，丧尽天良地对他们进行诬陷和迫害。在这期间，邱会作眼中，林彪无疑是他的“大救星”，是仕途上的“大福星”。在遭遇“遇难周年”之际，他特地写信给叶群，重申对林彪的“海枯石烂不变心”，并精心挑选了一款象牙底座的台屏作为效忠的礼物献上。对于邱会作的“忠心”，林彪十分满意。在他的再次策划安排下，邱会作于1969年4月荣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。

此刻，林彪的野心已显露无遗，党内斗争错综纷繁，局势颇为严峻，宛如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。尽管邱会作曾协助林彪处理诸多事务，然而他遇事易动摇的性情仍令林彪夫妇深感不安。鉴于此，1970年初，叶群为稳定邱会作之心，亲自挥毫题写《咏菊》一诗相赠，以“宁可枝头抱蕊老，不能摇落坠西风”的诗句，委婉地劝诫他勿生动摇。邱会作随即将此诗镌刻于菊花砚台之上，回赠叶群，以示自己决不有所动摇。

【转换失败】：事实证明，林彪夫妇对邱会作的“敲打”是有道理的。从邱会作在庐山会议上的“表现”可见一斑。【失败原因】：(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，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，感谢您的配合。)

“文化大革命”将林彪扶升至党内“第二号人物”的显赫地位，然而，林彪这位野心勃勃的权臣，亦渴望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与党内地位相匹配的席位。然而，毛泽东却另有一番筹划，他提议对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进行修订，提议取消国家主席一职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林彪企图于1970年8月23日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，联合同党派别，强行谋取国家主席的宝座。于是，林彪、陈伯达、吴法宪、邱会作等人便在会上公然宣扬“称天才”的荒谬言论。

“林副主席曾言‘毛主席乃天才……’然有人视天才与创造性发展为讽刺，实则暗指毛主席与林副主席……”尽管林彪及其亲信竭尽全力，终究未能如愿以偿。

8月25日，毛泽东在得知林彪等人在会议上的举动后，即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，及时阻止了关于“称天才”的议题，并指示周恩来等人分别与吴、李、邱进行沟通。邱会作在此时内心感到极度的慌乱，他屡次要求从会议记录中删去自己的发言内容。

“诸位不必紧张，林彪、黄永胜都在场呢！……大锅里的饭尚且充足，小锅里的饭自然不难解决。”邱会作这才稍稍稳定了情绪，在谈话中巧妙地避开了林彪，仅陈述了自己的过错。经过这场严峻的考验，林彪夫妇对邱会作的信任有所动摇，以至于在后来的夺权核心行动中，邱会作并未被赋予更重要的角色；而邱会作自此对林彪的忠诚表现也有所节制。这也成为他后来在人民审判席上，相较于“四大金刚”判刑较轻的关键因素。

十年囚禁，从悲观到释然。

1971年，九一三事件爆发，震惊了国内外。邱会作深知此乃大祸临头，精神几近崩溃，夜不能寐，食不甘味。对于此事件尚浑然不觉的妻子胡敏，曾多次询问其缘由，而邱会作唯有摇头叹息。果不其然，9月24日清晨，邱会作离家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，从此再未返家。当天上午8点30分，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，在人民大会堂公开宣布：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人暂时卸任原职，进行自我反省。随后，邱会作被押送至顺义县的北京卫戍区第三师师部，在此度过了长达5年零3个月的囚禁生活。

九一三事件

“黄、吴、李、邱理应享有良好的饮食，他们有资格，也有能力享用。”或许，毛泽东此言背后，是对他们为革命事业浴血奋战、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深切记忆。自1971年11月1日起，邱会作的饮食条件得到了显著提升，鱼肉佳肴不断上桌。

在隔离审查的漫长日子里，中央专案组不时地提审邱会作，要求他交代问题。昔日，他总是审问他人，而今却成了被审者。起初数月，邱会作内心充满了恐慌与悲观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在深刻的反省中逐渐释怀，对于自己所犯的反革命罪行，他毫无保留地供认，并在审问过程中表现得极为配合。

一旦领悟到自身的罪愆，便摒弃了所有的奢求，思想与精神随之得以释然。邱会作便是如此，摆脱了错综复杂的权力角逐，挣脱了林彪夫妇的束缚，将应交代罪行一一坦白，他的心灵获得了空前的轻松。日常除了在指定区域进行跑步锻炼，他还与看守人员交谈，作息规律，睡眠质量也有所提升。

邱会作在特别法庭

1976年12月，邱会作被押送至北京的秦城监狱。他在那里度过了近五年的时光。秦城监狱的饮食标准并未有所改变，冬季室内供暖，每月可洗一次澡，且配备了抽水马桶，生活条件并未如一般囚犯那般艰辛。因此，当邱会作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，离开秦城监狱抵达西安之际，他不禁感慨地说：“这里没有暖气，洗澡和就医都不方便，不如送我回北京监狱吧！”

经过近十年的牢狱生涯，邱会作等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终于迎来了公正的审判。1980年12月10日，在特别法庭的第二次审判中，对邱会作的罪行进行了详尽的揭露和举证：在林彪的煽动下，他针对总后勤部的李聚奎、饶正锡、汤平等领导干部，以“叛徒”、“阶级异己分子”、“牛鬼蛇神”、“通敌分子”等莫须有的罪名，进行了诬陷和残酷的迫害，导致汤平被迫害致死。

邱会作面对自己的罪行，坦诚认错，并表示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与改造。最终，法庭作出判决：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十六年，并剥夺其政治权利五年，刑期自1971年9月被捕之日起计算。对于这一结果，邱会作感到宽慰，因为他成为“四大金刚”中获刑最轻的一员，其他三人分别被判十七年有期徒刑。

晚年的平静生活

1981年8月，鉴于邱会作等同志年岁已高，且曾为革命事业建立赫赫战功，党中央特作出决定，允许他们“保外就医”。

邱会作的爱妻胡敏，出身于陕西西安，在这过去的十年间，她始终生活在审查与改造的阴影之下。直至邱会作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，这对老夫妻才得以重聚。1981年9月，邱会作正式在胡敏的故乡安家。晚年时，邱会作随妻而居，这一幕被众多媒体戏称为“陕西的倒插门女婿”。

初抵西安，这对老夫妇定居于民宅区内，所居空间狭隘。他们的月度生活开支仅有100元，与普通市民过着相似的生活。然而，到了1983年，他们的月生活费增长至200元，粮食配给增至30斤，食用油则增至半斤，且若有所疾，便得以在省人民医院得到诊疗。

胡敏对老伴晚年的悉心照料不遗余力。抵达西安后不久，她便重新拾起了医生的行当，开设了一家小诊所。此举既可补贴家用，又便于她丈夫这位患有心脏病、肺气肿等疾患的人士及时就医打针、服药。在西安，邱会作曾多次入院治疗，每当这时，胡敏便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医院，细心照料丈夫。每当这对步履维艰、满头白发的老夫妇，手挽手、相互扶持地在医院走廊和病房中穿梭时，人们对邱会作的恨意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对人世无常的深深感慨。

即便身为一名平民，邱会作依旧对国内外的重要事务保持着极高的关注。在20世纪80年代，由于经济状况的限制，他无法订阅报纸，于是便采取了迅速借阅、阅读、归还的方式，向左邻右舍借阅报纸。邻居们也乐于助人，纷纷将报纸借给他。邱会作的大半生都在从事军队的财政经济工作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表现出极大的关注，时常在人前人后发表见解，畅谈他对国家经济建设的看法。除此之外，他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练习毛笔书法和撰写回忆录之中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练习书法能够陶冶情操、修养身心，丰富生活；而撰写自传则能够总结过往、启迪后事，对历史与后世有所交代。